水环境治理是守护城市生态安全、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工程，然而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推进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了 “重形式轻实效、重统一轻差异” 的 “一刀切” 现象 —— 不分流域特性、不顾产业实际、不看治理基础，盲目套用单一治理模式，导致治理成本高企、群众意见突出、生态效益打折，甚至引发 “治污反致民生受损” 的矛盾。水环境治理 “一刀切” 不仅违背了生态治理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更偏离了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 的治理初衷。破解这一难题，需立足 “精准识别差异、分类制定方案、动态优化措施、多元协同推进” 的思路，构建贴合实际、务实高效的水环境治理新路径。

一、认清 “一刀切” 危害与成因：找准破局的 “靶心”

要避免水环境治理 “一刀切”，首先需清醒认识其危害，深挖背后成因，才能针对性制定解决方案，从根源上杜绝形式主义治理。

从 “一刀切” 的现实危害来看，其负面影响贯穿治理全流程，既损害生态效益，也影响社会稳定。在生态层面，盲目推行 “全域截污”“河道硬化” 等统一措施，可能破坏水体自然生态链 —— 例如部分地区不顾河流流速、水质基底差异，强行对所有河道采用混凝土硬化驳岸，导致水生植物无法生长、鱼类失去栖息地，水体自净能力大幅下降，反而加剧水质恶化；在经济层面，对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 “一律停产整顿”“统一限产”，忽视企业治污能力与产业贡献差异，导致部分合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引发产业链断裂，增加地方经济发展压力；在社会层面，“一刀切” 式的管网改造、河道清淤，不顾居民生活与出行需求，例如部分老城区在未制定合理绕行方案的情况下，同步推进多条街道管网施工，导致交通瘫痪、居民出行困难，引发群众不满，削弱治理工作的社会支持基础。

从 “一刀切” 的深层成因来看，主要源于 “认知偏差、考核压力、能力不足” 三大问题。一是认知层面的 “简单化思维”，部分地方管理者将水环境治理等同于 “截污、清淤、换水” 等单一工程，忽视水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区域差异性，认为 “一套方案用到底” 更高效，缺乏对流域特性、产业结构、民生需求的深度考量；二是考核层面的 “短期政绩导向”，部分地方将 “水质达标率”“治理工程数量” 等指标作为硬任务，为快速完成考核目标，放弃精细化调研，选择 “统一标准、快速推进” 的 “一刀切” 模式，只求 “表面达标”，不顾长期生态效益；三是能力层面的 “技术与管理短板”，部分基层环保部门缺乏专业的监测设备与数据分析能力，无法精准识别不同区域的污染成因与治理需求，只能依赖上级统一部署的 “通用方案”，导致治理措施与实际需求脱节。

二、精准调研：为差异化治理 “画好像”

避免 “一刀切” 的核心前提，是通过全方位、精细化调研，摸清不同区域、不同流域的水环境 “家底”，明确污染成因、生态基底与治理需求差异，为分类施策提供科学依据。调研需聚焦 “流域特性、污染来源、治理基础” 三大维度，建立 “一域一档、一河一策” 的数据库。

在流域特性调研方面，需针对不同河道、湖泊、水库的自然属性开展差异化分析。从水文特征来看，需监测水体流速、水深、水位变化规律，例如平原地区流速缓慢的河流与山区流速较快的河流，污染扩散速度与自净能力差异显著，治理措施需分别侧重 “滞蓄净化” 与 “防冲刷、保水土”；从水质基底来看，需检测水体 pH 值、溶解氧、氮磷含量、悬浮物浓度等指标，区分 “黑臭水体”“轻度污染水体”“达标水体”，明确不同水体的治理目标差异；从生态基底来看，需调查水体周边植被覆盖情况、水生生物种类、底泥成分，例如城市景观河道与农村灌溉河道的生态功能不同，前者需兼顾 “水质达标与景观效果”，后者需保障 “灌溉用水安全与农田生态”，治理方向需各有侧重。例如，江苏省在太湖流域治理中，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与实地采样结合，对流域内 150 余条河流、30 余个湖泊进行分类调研，根据 “水文特征 + 生态功能” 将水体划分为 “饮用水源型”“农业灌溉型”“景观娱乐型” 三类，为后续差异化治理奠定基础。

在污染来源调研方面，需精准识别不同区域的主要污染贡献者，避免 “全域同防、全域同治”。城市区域需区分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初期雨水” 污染占比 —— 例如老城区以生活污水直排为主，新城区可能因管网配套不足存在初期雨水污染，工业园区则以工业废水排放为核心问题；农村区域需聚焦 “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水散排” 差异 —— 例如平原农业区主要污染来自化肥农药残留，山区农村则以畜禽养殖污水与生活污水散排为主；流域上游需关注 “水土流失、农业污染”，下游需重点防控 “工业聚集区污染、城镇生活污水汇集”。调研可采用 “在线监测 + 人工排查” 结合的方式，例如在河流沿线布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实时监测 COD、氨氮等指标变化，同时组织专业团队入户排查企业、居民、农田的排污情况，明确不同区域的 “污染清单”。

在治理基础调研方面，需评估不同区域的现有设施条件与管理能力，避免 “盲目新建、重复改造”。对于管网设施，需调查管网管径、材质、老化程度与雨污分流率，例如老城区可能存在 “管网老化、雨污混流严重” 的问题，需优先推进管网修复与雨污分流改造，而新城区可能仅需完善末端截污设施；对于治污设施，需了解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工艺类型与负荷率，例如工业集聚区的污水处理厂需具备处理高浓度工业废水的能力，而城镇污水处理厂则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对于管理能力，需评估基层环保部门的监测设备配置、专业人员数量与应急响应能力，为后续技术支持与资源调配提供依据。例如，浙江省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通过调研将村庄分为 “管网完善型”“设施薄弱型”“生态敏感型” 三类，针对不同类型村庄制定差异化治理策略，避免盲目投入。

三、分类施策：让治理措施 “对上路”

在精准调研基础上，需根据不同区域的水环境特征与治理需求，从 “污染防控、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三个层面制定差异化方案，确保治理措施 “对症、高效、可持续”。

在污染防控分类施策方面，需针对不同污染来源与主体，采用 “精准管控而非全面禁绝” 的策略。对工业污染，需根据企业污染程度与治污能力实施 “分级管控”—— 对重污染、无治污能力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整改或搬迁；对轻度污染、具备一定治污基础的企业，指导其升级治污设施，给予技术与资金支持，而非 “一律限产”；对达标排放企业，建立 “动态监测 + 信用评价” 机制，避免过度干预。例如，广东省在工业园区水环境治理中，将企业分为 “重点监管、一般监管、达标豁免” 三类，对重点监管企业实施 “在线监测 + 月度检查”，对达标豁免企业每季度抽查一次，既保障水质安全，又减少对合规企业的干扰。

对农业面源污染，需结合种植、养殖模式差异制定措施 —— 在平原稻田区，推广 “稻渔共生”“生态沟渠” 等绿色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在山区果园，建设 “雨水集蓄 + 生态拦截带”，防止雨水冲刷导致的化肥流失；对畜禽养殖，根据养殖规模与选址，对规模化养殖场要求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对散养户推行 “集中收集 + 统一处理” 模式，避免 “一律禁养”。例如，湖南省在洞庭湖周边农村，针对稻田与果园不同种植类型，分别推广 “生态沟渠” 与 “植被缓冲带”，农业面源污染入湖量较治理前下降 30%。

对生活污染，需根据城镇与农村、新城区与老城区差异推进治理 —— 城市老城区优先实施 “管网修复 + 雨污分流改造”，同步利用现有绿地建设 “生物滞留设施”，处理初期雨水；新城区在规划阶段同步建设 “海绵型管网”，实现雨水与污水高效分流；农村地区推广 “小型化、分散式” 污水处理设施，例如对人口密集村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站，对偏远散户采用 “三格式化粪池 + 人工湿地” 模式，避免 “统一建设大型污水处理厂” 导致的管网铺设成本过高、运行效率低下问题。

在生态修复分类施策方面，需尊重水体自然生态规律，避免 “统一硬化、统一换水” 的简单化措施。对黑臭水体，根据污染程度选择 “控源截污 + 生物修复” 组合方案 —— 轻度黑臭水体可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投放微生物菌剂提升自净能力；重度黑臭水体需先通过清淤、截污控制污染源头，再逐步恢复生态；对景观水体，兼顾 “水质达标与景观效果”，采用 “水生植物种植 + 生态驳岸” 模式，例如城市公园湖泊可种植荷花、睡莲等兼具净化功能与观赏性的植物，采用生态石驳岸替代混凝土驳岸；对饮用水源地水体，重点保障 “水质安全与生态屏障”，在水源地周边建设 “防护林 + 生态缓冲带”，禁止任何开发建设活动，避免生态修复措施对水源造成二次污染。例如，北京市在凉水河治理中，根据不同河段功能定位，将上游段打造为 “生态涵养带”，中游段建设 “城市景观带”，下游段构建 “农田防护带”，差异化的生态修复方案让凉水河从 “黑臭河” 变为 “景观河”。

在工程建设分类施策方面，需兼顾 “治理效果、经济成本与民生需求”，避免 “统一标准、同步推进”。在工程时序上，优先推进 “污染严重、影响民生” 的项目，例如老城区优先治理导致居民生活受影响的黑臭水体与管网堵塞问题，新城区优先完善基础设施，避免 “全城同时施工”；在工程工艺上，根据区域条件选择适宜技术，例如地质条件复杂的山区，避免大规模管网开挖，采用 “非开挖修复技术”；在工程管理上，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民生保障方案，例如老城区管网施工需分路段推进，设置临时便民通道与便民服务点，新城区施工需同步规划交通疏导路线，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四、动态调整：让治理方案 “跟得上”

水环境是动态变化的系统，污染成因、生态状况与社会需求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因此治理方案不能 “一成不变”，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监测数据与实际效果，及时优化措施，避免 “一套方案用到底” 的僵化问题。

在监测体系构建方面，需建立 “实时监测 + 定期评估” 的动态反馈机制。利用物联网技术，在河流、湖泊、管网关键节点布设水质传感器、流量监测仪，实时采集 pH 值、溶解氧、污染物浓度等数据，通过智慧环保平台实现数据实时上传与异常预警；每季度开展一次实地调研评估，结合监测数据与群众反馈，分析治理措施的实际效果 —— 例如若某区域采用 “生态沟渠”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后，监测发现氮磷含量仍未达标，需进一步调研是否存在化肥使用过量、沟渠维护不到位等问题；每年开展一次全面评估，结合流域生态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情况，判断现有治理方案是否适配新需求，例如工业园区新增企业后，需评估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是否能满足新增废水处理需求，及时调整治理策略。

在方案优化机制方面，需明确调整流程与责任主体。当监测数据显示治理效果未达预期或出现新问题时，由环保部门牵头，联合水利、农业、住建等部门与专业机构，分析问题成因 —— 若因措施不当导致（如生态驳岸建设后水体流速过缓引发淤积），需及时调整工艺；若因外部因素变化导致（如降雨量增加导致初期雨水污染加剧），需补充配套措施（如增设雨水调蓄池）；方案调整需征求群众与企业意见，确保优化后的措施既符合生态要求，又兼顾民生与经济需求。例如，某城市在管网改造过程中，通过监测发现部分路段管网修复后仍存在渗漏，经调研发现是由于该区域地质沉降导致管道接口松动，随后调整方案，在管道周边增设加固层，有效解决渗漏问题。

五、多元协同：为科学治理 “聚合力”

避免水环境治理 “一刀切”，需打破 “政府单打独斗” 的模式，构建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众监督、专业支撑” 的多元协同机制，确保治理方案既科学合理，又能落地见效。

在政府部门协同方面，需打破 “条块分割”，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环保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与监测评估，水利部门负责河道生态修复与水资源调度，住建部门负责城镇管网建设与维护，农业部门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各部门需共享监测数据、同步制定方案，避免 “各自为政、标准不一”—— 例如在流域治理中，上下游政府需建立协同机制，上游侧重生态涵养，下游侧重污染防控，同步推进治理措施，避免上游污染下游、下游治理上游的 “脱节” 问题。例如，长江流域沿线省市建立 “河长制 + 跨区域协同” 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一制定治理标准，同步推进污染防控，避免 “上下游一刀切” 的治理矛盾。

在企业与公众参与方面，需畅通意见反馈渠道，让治理方案更贴合实际需求。对企业，通过 “座谈会、政策宣讲会” 等形式，听取企业对污染防控措施的意见，为企业提供治污技术指导与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参与治理方案制定；对公众，通过 “线上问卷、社区走访、听证会” 等方式，收集居民对管网改造、河道修复等工程的意见，例如在老城区管网施工前，组织居民代表参与施工方案讨论，确定合理的施工时序与便民措施；同时，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差异化治理的必要性，提升公众对治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与反对。

在专业技术支撑方面，需引入第三方机构与科研力量，弥补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聘请环保领域的科研院所、专业企业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协助开展精准调研、制定差异化方案与动态评估；为基层环保部门配备专业的监测设备与数据分析工具，开展技术培训，提升基层人员的精细化治理能力；建立 “专家库”，为治理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技术能力不足导致的 “一刀切”。例如，河南省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与高校合作建立 “一县一专家” 机制，每个县配备 1-2 名环保领域专家，指导当地制定差异化治理方案，有效提升了治理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结语：以 “精准化” 替代 “一刀切”，实现水环境治理可持续

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生态工程，“一刀切” 式的简单化措施，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引发生态、经济、社会多重矛盾。避免 “一刀切”，需从 “精准调研、分类施策、动态调整、多元协同” 四个维度发力，将 “科学治理、以人为本” 的理念贯穿始终 —— 既要尊重水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区域差异性，也要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需求，让治理措施真正 “对症”“高效”“可持续”。

未来，随着智慧监测技术的发展与治理理念的升级，水环境治理需进一步向 “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 方向迈进，通过 “一域一策、一河一策” 的精准治理，实现 “水质达标、生态修复、民生改善” 的多重目标，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湖泊都能呈现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的生态美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居民幸福生活筑牢生态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