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位是反映地下水资源供需平衡的 “晴雨表”，其持续下降不仅会导致井泵报废、取水成本上升，还会引发地面沉降、土壤沙化、生态退化等连锁问题。近年来，全球多地出现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现象 —— 我国华北平原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年均下降 1-2 米，美国加州中央谷地地下水位百年累计下降超 100 米，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0.5-1 米。地下水位下降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 “自然禀赋不足” 与 “人类活动过度干预” 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两大维度，拆解地下水位下降的核心成因，结合典型案例揭示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

一、自然因素：气候与水文条件的先天制约

自然因素是地下水位变化的基础背景，当气候异常或水文循环失衡时，地下水资源的补给量会显著减少，形成 “入不敷出” 的局面，进而导致水位下降。这类因素具有 “区域性、周期性” 特点，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影响尤为突出。

1. 降雨量减少与蒸发量增加：补给源头萎缩

降水是地下水最主要的天然补给来源（占总补给量的 60%-80%），当区域降雨量持续低于多年平均水平时，地下水补给量会同步减少。以我国西北干旱区为例，近 20 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部分区域年降雨量较历史均值减少 15%-25%，如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区，年降雨量从过去的 100-150mm 降至 80-120mm，导致地下水补给量年均减少 8%-12%，地下水位随之逐年下降。

同时，气温升高带来的蒸发量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气温每升高 1℃，水面蒸发量约增加 8%-10%，土壤蒸发量增加 5%-7%。在我国华北平原，近 10 年平均气温较 20 世纪末升高 0.8℃，年蒸发量增加 100-150mm，导致地表径流减少、土壤含水率下降，原本可下渗补给地下水的雨水，更多通过蒸发消耗，补给量进一步萎缩。这种 “少雨高蒸发” 的气候模式，形成了地下水补给的 “双重挤压”，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位下降的重要自然诱因。

2. 地表水体萎缩：侧向补给通道阻断

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通过侧向渗透为地下水提供补给（即 “侧向补给”），是地下水补给的重要补充来源。当气候变化导致地表水体萎缩、干涸时，侧向补给通道会被阻断，地下水失去重要补给支撑。

典型案例是我国西北的黑河下游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受上游来水减少与气候干旱影响，黑河下游的东居延海、西居延海先后干涸，周边湿地面积从 2000 平方公里缩减至不足 200 平方公里。原本通过湖泊渗透补给地下水的路径消失，加之河道断流导致侧向补给中断，下游额济纳旗区域地下水位在 30 年内下降了 5-8 米，原本依赖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田大面积沙化，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非洲萨赫勒地区 —— 近 40 年来，该区域主要河流（如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的径流量减少 30%-40%，湖泊水位下降 2-5 米，地下水侧向补给量减少 50% 以上，导致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3-6 米，引发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3. 地质结构限制：补给能力先天不足

部分区域因地质结构特殊，地下水补给能力先天较弱，即使降雨量正常，也易出现地下水位下降。这类情况主要集中在两类区域：

一是 “裂隙发育不足的坚硬岩层区”，如我国南方部分花岗岩分布区，岩石致密、裂隙不发育，雨水难以通过岩层下渗补给地下水，大部分雨水以地表径流形式流失，地下水补给量仅占降雨量的 5%-10%（常规地区为 20%-30%）。一旦遭遇短期干旱，地下水位便会快速下降，如江西赣南花岗岩区，2022 年遭遇夏秋连旱后，地下水位平均下降 4-6 米，近 30% 的农村水井干涸。

二是 “土壤透水性差的黏性土区”，如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部分区域，地表覆盖厚层黏性土（厚度 5-10 米），土壤渗透系数仅为 1×10⁻⁶-1×10⁻⁷cm/s，雨水下渗速度极慢，大部分雨水滞留地表或形成地表径流，地下水补给效率低下。这类区域若长期依赖地下水开采，易因补给不足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二、人为因素：人类活动的过度干预与消耗

相较于自然因素的 “渐进性、区域性” 影响，人为因素具有 “高强度、广泛性” 特点，是近年来全球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的主导原因。人类活动通过 “过度开采”“破坏补给环境”“改变水循环路径” 三大途径，打破地下水供需平衡，导致水位持续走低。

1. 农业超量开采：最大规模的消耗性用水

农业是地下水开采量最大的领域（全球占比约 70%，我国占比超 60%），当农业用水需求超过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且过度依赖地下水灌溉时，会导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这种情况在 “雨养农业条件差、灌溉需求大” 的区域尤为突出。

我国华北平原是典型案例 —— 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小麦、玉米等作物需水量大，但年降雨量仅 400-600mm，且季节分布不均（60%-70% 集中在夏季），农业灌溉高度依赖地下水。据统计，华北平原农业年开采地下水量达 150-200 亿立方米，远超地下水年均补给量（约 120-150 亿立方米），形成 “采补失衡”。长期超量开采下，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以年均 1-2 米的速度下降，部分区域（如河北衡水、山东德州）地下水位较 20 世纪 70 年代下降了 30-50 米，形成面积超 5 万平方公里的 “地下水位降落漏斗”，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区之一。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印度旁遮普邦 —— 作为印度的 “粮仓”，该邦农业灌溉 100% 依赖地下水，年开采量达 300 亿立方米，远超补给量，地下水位从 1970 年的平均 5 米下降至 2023 年的 25-30 米，近 40% 的灌溉井因水位过低无法使用，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威胁。

2. 工业集中开采：高强度的集中消耗

工业用水（如火电、钢铁、化工、采矿）具有 “开采强度大、集中性强” 的特点，单个工业园区或大型企业的日开采地下水量可达数万立方米，会在局部区域形成 “地下水位快速降落漏斗”，导致周边地下水位显著下降。

我国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苏锡常”）区域是典型代表 —— 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火电、电子、化工等高耗水产业集中，20 世纪 80-90 年代，工业年开采地下水量达 20-30 亿立方米，远超当地地下水承载能力。高强度集中开采导致 “苏锡常” 区域地下水位在 20 年内下降了 20-30 米，形成面积超 2000 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同时引发地面沉降（最大沉降量超 2 米），严重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

此外，采矿行业的 “疏干排水” 也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煤矿、金属矿开采过程中，为保障井下作业安全，需持续抽排地下水（即 “疏干水”），单座大型煤矿日疏干水量可达 10 万立方米以上。我国山西大同煤矿区，多年疏干排水导致周边地下水位下降 15-25 米，形成 “煤矿疏干漏斗”，周边村庄水井干涸、农田灌溉困难，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3. 城市化发展：补给减少与需求增加的双重压力

城市化进程通过 “减少补给” 与 “增加需求” 双重作用，加剧地下水位下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地表硬化阻断下渗”—— 城市建设中，道路、广场、建筑屋顶等硬化地面占比达 30%-50%（部分高密度城区超 60%），这些硬化地面渗透率极低（仅为自然土壤的 1%-5%），原本可下渗补给地下水的雨水，大部分通过市政管网排走，地下水补给量减少 30%-50%。我国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近 20 年因地表硬化导致地下水年补给量减少 10-15 亿立方米，成为地下水位下降的重要诱因。

二是 “城市生活用水需求增加”—— 随着城市化率提升，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需求同步增加，部分城市因地表水供应不足，不得不依赖地下水。我国北方部分城市（如石家庄、太原），生活用水中地下水占比达 40%-60%，长期开采导致城市周边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如石家庄市区地下水位较 20 世纪 80 年代下降了 25-35 米，不得不从周边县区调水补充。

三是 “城市地下水污染导致可利用量减少”—— 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垃圾渗滤液等易污染地下水，导致原本可利用的地下水资源 “水质型短缺”，被迫开采更深层地下水，进一步加剧地下水位下降。我国珠三角部分城市，因地下水污染导致浅层地下水无法使用，转而开采 100-200 米深的深层地下水，导致深层地下水位年均下降 2-3 米。

4. 水利工程影响：水循环路径改变

大型水利工程（如水库、跨流域调水工程、河道整治工程）在调节水资源分配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地下水补给路径，导致局部区域地下水位下降。

典型案例是我国黄河下游的引黄灌溉工程 —— 为保障华北平原农业灌溉，黄河下游建设了大量引黄灌区，通过渠道引水灌溉农田。虽然引黄灌溉减少了部分地下水开采，但渠道渗漏量远低于自然河道，导致原本通过黄河河道侧向补给地下水的量减少 50%-60%。黄河下游的河南濮阳、山东聊城等区域，因河道渗漏补给减少，地下水位较引黄工程建设前下降了 3-5 米，部分依赖河道补给的浅层地下水水井干涸。

此外，水库建设也可能导致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水库蓄水后，下游河道径流量减少，甚至出现断流，导致下游区域侧向补给中断，地下水位下降。如我国澜沧江下游的景洪水电站建成后，下游部分河段枯水期径流量减少 70% 以上，导致周边地下水位下降 2-4 米，影响沿岸农田灌溉与居民生活用水。

三、成因关联与总结：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叠加效应

地下水位下降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 “叠加效应”—— 自然因素形成 “先天不足” 的基础，人为因素则通过 “过度消耗、破坏补给” 放大供需矛盾，最终导致水位持续下降。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如我国西北、非洲萨赫勒），自然因素（少雨高蒸发）导致地下水补给本就有限，而人为因素（农业超采、工业开采）进一步加剧消耗，形成 “补给少、消耗大” 的极端失衡，地下水位下降速度最快、影响最严重；在湿润半湿润地区（如我国华北、印度旁遮普），自然因素（降雨量尚可但季节分布不均）并非主导，人为因素（农业超采、城市化）是地下水位下降的核心驱动力；在地质结构特殊区域（如南方花岗岩区），自然因素（补给能力弱）是基础，人为开采则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理解地下水位下降的多维度成因，是制定防控措施的前提 —— 针对自然因素，需通过 “人工增雨、生态补水” 等方式增加补给；针对人为因素，则需从 “控制开采量（如农业节水、工业限采）、恢复补给环境（如海绵城市建设、河道生态修复）、优化水资源配置（如跨流域调水、地表水替代）” 三方面入手，重建地下水供需平衡。只有统筹考虑自然与人为因素，采取系统性措施，才能有效遏制地下水位下降趋势，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