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夏季，南方某城市遭遇连续暴雨，雨后城市河道水质迅速恶化，COD 浓度较雨前飙升 3 倍，氨氮浓度超标 2.5 倍，大量鱼类死亡。环保部门调查发现，罪魁祸首并非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直排，而是雨水径流携带的路面泥沙、绿化带农药残留、商业区油污等污染物，通过排水管网涌入河道。这一事件暴露出当前水环境治理的普遍短板：对雨水径流带来的面源污染考量不足，治理体系仍聚焦 “点源污染”，导致面源污染成为破坏水环境的 “隐形杀手”，制约水质持续改善。

一、现状图景：水环境治理中面源污染考量的双重分化

当前水环境治理对雨水径流面源污染的考量呈现 “局部重视与整体忽视并存、城市核心区与边缘区失衡” 的特点，部分区域通过试点项目取得成效，但整体治理仍存在明显短板。

在海绵城市试点区域与城市核心景观区，面源污染治理取得一定进展。这些区域通过规划设计，将雨水径流管理融入水环境治理体系：深圳光明区在海绵城市建设中，采用 “透水铺装 + 雨水花园 + 生态滞留带” 组合措施，雨水经渗透、过滤后再排入管网，每年减少进入河道的悬浮物约 800 吨、COD 约 120 吨；杭州西湖景区周边，道路两侧设置植被缓冲带，商业区建设初期雨水收集系统，有效拦截餐饮油污、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景区河道雨后水质达标率较非试点区域高出 40%。此外，部分城市在新城规划中，将雨水管网与污水管网分开设计，并同步建设调蓄池，避免雨水径流与污水混合后加剧污染，上海临港新片区通过此类设计，雨水径流面源污染对周边水体的影响降低 50% 以上。

然而，在多数城市的老城区、城乡结合部及工业区，水环境治理对雨水径流面源污染的考量严重不足。老城区普遍存在 “重排水、轻净化” 倾向，雨水管网多为合流制或简易分流制，缺乏污染拦截设施，雨水冲刷路面后，携带的泥沙、重金属、生活垃圾直接排入河道。2024 年北京某老城区暴雨后，监测显示雨水径流中悬浮物浓度达 500mg/L，是河道地表水 Ⅲ 类标准的 10 倍，直接导致该区域河道黑臭天数增加 7 天。城乡结合部的面源污染问题更为突出，农业种植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经雨水冲刷进入水体，同时居民生活污水随意泼洒，与雨水混合后形成 “复合型污染”，武汉某城乡结合部监测数据显示，雨季农业面源污染贡献的总氮负荷占水体总氮负荷的 65%，远超点源污染占比。工业区的雨水径流则携带重金属、油污等污染物，部分企业未建设初期雨水收集系统，暴雨时车间地面的油污、原料残渣随雨水进入管网，2023 年苏州某工业园区暴雨后，雨水径流中锌浓度达 8mg/L，超标 4 倍，导致周边河流生态系统严重受损。

二、考量不足的深层诱因：从理念到实践的多重制约

水环境治理忽视雨水径流面源污染，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受治理理念偏差、技术适配不足、机制协同缺失、资金投入失衡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难以突破的治理困境。

治理理念的 “点源优先” 偏差是根源所在。长期以来，水环境治理将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 “点源污染” 作为核心治理对象，认为只要管住固定排污口，就能实现水质达标，而将雨水径流面源污染视为 “自然现象”，未纳入重点治理范畴。某省环保部门 2023 年发布的水环境治理规划中，点源污染治理投入占比达 75%，而面源污染治理仅占 8%，且多为 “象征性” 提及，缺乏具体实施路径。这种理念偏差导致治理资源过度向点源倾斜，面源污染治理长期处于 “边缘化” 状态，部分城市甚至将雨水管网建设等同于 “排水能力提升”，忽视污染拦截功能，形成 “排水越快、污染越重” 的悖论。

技术体系的 “适配性短板” 制约治理效果。当前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存在 “城市与农村脱节、新建与老旧区域不适配” 的问题：适用于城市核心区的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技术，在老城区因建筑密度高、空间狭窄难以落地，北京某老城区曾计划在道路两侧建设雨水花园，但因人行道宽度不足 2 米，最终被迫取消；适用于农业区域的生态沟渠、人工湿地技术，在工业区因污染物成分复杂（如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难以发挥作用，天津某工业区尝试用人工湿地处理雨水径流，却因湿地植物无法耐受高浓度重金属，导致系统运行 3 个月后失效。此外，面源污染监测技术滞后，缺乏精准的污染负荷核算方法，多数城市仅能监测雨水径流中的常规指标，无法识别特征污染物来源，导致治理措施 “无的放矢”。

管理机制的 “碎片化” 导致协同不足。雨水径流面源污染涉及住建、环保、市政、农业、城管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职责划分模糊，缺乏统一协调机制：住建部门负责海绵城市建设，却不参与后期水质监测；环保部门关注水体水质，却无法干预雨水管网建设；农业部门管理农业面源，却与城市面源治理脱节。2024 年南京某区域暴雨后，河道水质超标，环保部门认定是雨水径流面源污染所致，要求住建部门改造雨水管网，住建部门却以 “无相关规划” 为由推诿，最终治理工作拖延 2 个月，错过最佳整改时机。此外，跨区域协同机制缺失，雨水径流不受行政边界限制，上游区域的面源污染会随径流扩散至下游，而上下游城市缺乏联合治理方案，导致 “上游治理、下游污染” 的恶性循环。

资金投入的 “短期化” 与 “不均衡” 加剧治理困境。面源污染治理需长期持续投入，且见效周期长，与点源污染治理 “短期投入、快速见效” 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点源治理。某地级市 2023-2024 年水环境治理资金中，面源污染治理资金仅能保障 20% 的项目需求，且多集中在景观区域，老城区与城乡结合部的治理项目因 “投入大、收益低” 被搁置。同时，资金来源单一，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因缺乏盈利模式，难以吸引企业参与，导致治理资金长期不足，无法支撑大规模治理工程。

三、危害显现：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多重冲击

水环境治理忽视雨水径流面源污染，不仅导致水质反复恶化，还破坏水生态系统，增加治理成本，形成 “治理 - 污染 - 再治理” 的恶性循环，对水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水质稳定性难以保障，治理成果易 “雨后排空”。面源污染具有 “突发性、季节性” 特点，暴雨期间大量污染物涌入水体，导致水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此前的点源治理成果被瞬间抵消。2024 年广州某河道经过 1 年的点源治理，水质稳定达到 Ⅳ 类标准，但夏季暴雨后，雨水径流携带的污染物使河道 COD 浓度从 30mg/L 升至 120mg/L，重回劣 Ⅴ 类，治理投入 “付诸东流”。更严重的是，面源污染导致水体 “雨污反复”，某监测数据显示，忽视面源污染的城市，河道水质达标率雨季较旱季下降 35%-50%，无法实现 “长制久清” 的治理目标。

水生态系统遭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雨水径流携带的重金属、农药残留、油污等污染物，对水生生物具有强毒性：重金属会在鱼类体内富集，导致鱼类畸形、死亡；农药残留会抑制水生植物光合作用，破坏食物链；油污会在水面形成油膜，导致水体缺氧，引发鱼类窒息。2023 年太湖流域暴雨后，雨水径流携带的化肥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蓝藻大规模爆发，覆盖水域面积达 150 平方公里，大量鱼类死亡，生态系统恢复耗时 6 个月，投入资金超 2 亿元。长期来看，面源污染会导致水体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形成 “死水” 环境，进一步降低水体自净能力。

治理成本大幅增加，资源浪费严重。忽视面源污染导致水环境治理陷入 “被动应对”，每次暴雨后需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应急治理，如河道清淤、水质净化等，增加额外治理成本。2024 年成都某城市河道，暴雨后因面源污染导致水质恶化，政府紧急投入 500 万元进行清淤、投加药剂，而若提前建设面源污染拦截设施，仅需投入 150 万元，成本差异达 3 倍以上。同时，面源污染会加剧污水处理厂负荷，雨水径流携带的大量有机物、悬浮物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波动，处理效率下降，能耗增加，某污水处理厂监测显示，雨季因雨水混入，处理单位污水的能耗较旱季上升 20%，运行成本增加 15%。

四、破局之道：构建 “全域统筹、系统治理” 的面源污染防控体系

要破解水环境治理中雨水径流面源污染考量不足的难题，需从理念革新、技术整合、机制协同、资金保障四个维度发力，将面源污染治理纳入水环境治理全局，实现 “源头控制、过程拦截、末端净化” 的全链条防控。

理念层面：树立 “点面统筹、系统治理” 的治理思维。将雨水径流面源污染治理与点源污染治理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在水环境治理规划中明确面源污染治理目标、任务与投入比例，确保面源污染治理投入占比不低于 30%。改变 “重排水、轻净化” 的传统观念，将雨水径流管理纳入城市规划体系，新建区域实行 “雨水径流污染防控与开发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老城区在更新改造中优先完善面源污染拦截设施。例如，厦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将面源污染治理作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明确要求新建项目雨水径流悬浮物去除率不低于 80%，老城区改造项目需配套建设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设施，通过理念革新推动面源污染治理常态化。

技术层面：构建 “分区适配、多技术融合” 的治理体系。针对不同区域特点，研发适配的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城市核心区推广 “透水铺装 + 雨水花园 + 调蓄池” 组合技术，提升雨水渗透与净化能力，北京朝阳区通过此类技术，雨水径流悬浮物去除率达 85%，COD 去除率达 70%；老城区采用 “微型生态滞留带 + 初期雨水分离器” 技术，利用有限空间实现污染拦截，上海黄浦区在老城区改造中，在道路两侧狭窄绿化带建设微型滞留带，雨水经滞留带过滤后再排入管网，面源污染负荷降低 40%；城乡结合部推行 “生态沟渠 + 人工湿地” 技术，拦截农业面源污染，武汉江夏区通过建设生态沟渠，农业面源污染贡献的总氮负荷下降 50%；工业区建设 “初期雨水收集系统 + 预处理设施”，针对性去除重金属、油污，苏州工业园区通过此类系统，雨水径流中重金属去除率达 90%，有效保护周边水体。同时，加强面源污染监测技术研发，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构建 “污染源识别 - 负荷核算 - 效果评估” 的监测体系，实现精准治理。

机制层面：建立 “多部门协同、跨区域联动” 的管理体系。成立市级层面的 “水环境治理与面源污染防控联合指挥部”，整合住建、环保、市政、农业、城管等部门资源，明确各部门职责：住建部门负责城市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环保部门负责面源污染监测与评估，市政部门负责雨水管网维护与管理，农业部门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城管部门负责路面清扫与垃圾清运，形成 “各司其职、协同联动” 的工作机制。建立 “面源污染治理联席会议” 制度，每月召开部门协调会议，解决治理过程中的难点问题，避免推诿扯皮。此外，建立跨区域面源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上下游城市签订协同治理协议，共享监测数据，联合开展治理项目，如太湖流域周边城市建立面源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统一治理标准，联合开展农业面源、城市面源治理，有效降低跨区域面源污染影响。

资金层面：构建 “多元投入、长效保障” 的资金机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设立面源污染治理专项基金，重点支持老城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的治理项目，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面源污染治理，如对建设面源污染治理设施的企业给予 30% 的投资补贴，对运营面源污染治理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探索 “环境权益交易” 模式，将面源污染治理与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挂钩，企业通过开展面源污染治理获得的减排量可进入市场交易，增加盈利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例如，浙江在碳交易市场中，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产生的减排量纳入交易范围，某农业企业通过建设生态沟渠，年减排二氧化碳 1000 吨，通过碳交易获得收益 20 万元，实现 “治理赚钱、赚钱治理” 的良性循环。

雨水径流面源污染是水环境治理的 “隐形短板”，也是实现水质 “长制久清” 的关键障碍。唯有打破 “重点源、轻面源” 的治理惯性，构建全域统筹、系统治理的防控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源污染问题，为水环境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让城市水体真正实现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的美好愿景。